采访：KTV 问题整理：KTV & MovieL
翻译：饭团 校对：桔子
因遇上各种情况，凭心而论，问题整理准备得相当仓促，也算是教训吧。再一点可能比起其他采访对象，行定勋看似离普通影迷很近，却有着为数不少的作品，同时更难抓住他的“兴趣点”所在。
很多国外的观众都是通过《GO！大暴走》（GO！）而开始关注你的，而在《果酱短篇集》（Jam Films）中，收录有早期短片《正义》（Justice），它也是一种无拘无束的青春风格。而这些作品与后来的青春爱情片，在视觉风格上似乎有所出入。你这么做是否是为了做新的尝试？或者是某种妥协？
《GO！大暴走》和《正义》比较像，其他的话，都是爱情故事，安静的电影比较多。我是一个人，所以就具有多面性。我的电影风格也并非一成不变，而是更加广泛的。作为个人，我受到了很多电影和其他导演的影响，比如在日本的话，有黑泽明、沟口健二等导演，同时还有那些喜欢描写平静日常生活的导演。我受到他们的很多影响，从而形成作品的各种不同面，我从一部部的影片本身来定下它的风格，而不是我在制造电影的风格。因为每一部电影都不同，所以从中即有风格的不同，我是这么想的。 (全文...)
作者：Arthur B. Friedman。magasa译
来自：Film Quarterly, Vol. 15, No. 4, Summer, 1962
Lloyd先生，每当你要开拍电影，你是怎么着手运行的？你手头有什么样的编剧？你的创意一般从哪里来？你又怎么把创意转化到制作中去呢？
至于编剧，其实那时候我们不称他们是编剧，叫创意男（idea man）或者笑料男（gag man）。那时候没有对白。完全是生意经，喜剧的生意，这是第一位的。我下面有一班写手，三个人，有时七八个。给他们很高薪水，周薪起码是800美元。那年头我们也不用剧本，我们从一个创意出发，一点点去丰富它。我把所有创意男召集到一个房间里，大家关起门来讨论，我早上或者傍晚会去一趟，他们把想出来的创意一个个抛给我，征询我的意见，我就一个个判断创意是否合用，是否正好能够用在拍的片子上。然后我把这批笑料男分出去单独工作，两个人搭档，或者几个小组，每天回来交给我一条创意。也许有的提议不是格外的好，但我们可以群策群力，来集中加工它。
经久不消的恐惧 By ALLAN KOAY
翻译&校对：moviel、Rai
知名的恐怖片导演黑泽清，在《呼喊》（Retribution）中带着更多骇人惊悚归来了。
你永远不能在黑泽清作品中获取期想中的简单答案，多数时候，他提供的都是碎片，而你必须自己填补中间的空白。
在1997年的《X圣治》（Cure）之前，黑泽清已经在电影和电视领域活跃了一段很长时间。《X圣治》是一部推陈出新的、关于连环杀人题材的影片，在各类电影节上大受欢迎，同时也让黑泽清拥有了一批来自全球范围内的影迷支持者。
《X 圣治》讲述一刑后的空玻璃水壶把握了最后的呈现机会，反射出光线吸引我，我加了七元钱换下它。此刻房子里的光线较差，到门口刚明亮一警来到东京搜寻和“Cure”有关的凶杀，之后有着意想不到的结果。《X圣治》是部带有无穷令人神癫魂倒谜题的电影，它展示了黑泽清对于社 会道德的关注，现代和传统秩序之间的冲突，还有他对当代生活的疑惑。这些主题不断重现在他的关于当代科技的恐怖惊悚作品《回路》（Pulse），以及社会题材的剧情片《光明的未来》（Bright Future）中。
在他的最新作品《呼喊》中，黑泽清再一次深入探究着社会题材——来自边缘部分摇摇欲坠的启示。他作品所刻画的是一个肮脏荒芜，灰冷孤独世界，一个人与人脱离沟通的世界。
magasa译
采访者Christopher Bishop
选自Film Quarterly, Vol. 12, No. 1 (Autumn, 195 
我们很想知道你是怎么进入电影界的？
我出生在演艺之家，父母都在杂耍剧团谋生，我4岁时就经常上台表演了。21岁那年我们打算另谋出路，就去找代理人谈，看他能有什么门路，他马上帮我签了纽约的Winter Garden，那是Schubert的剧团，演“The Passing Show of 1917”的。
时间：2007年6月23日上午
地点：上海银星皇冠假日酒店
采访：谋杀电视机
按：这是我们在上海电影节期间做的最长的一次访问，付东的英文带有浓厚的法天变得真快，我俯下身子往盆子里盛水，阳台防盗栏杆外已经飘起了雨。盆子在阳台的右角，雨水先落在窗前铁栏杆再顺着花国口音，提及了不少生僻的人名，所有最后的整理不免费了些周章，此次访谈没有拍照。
阿彼察邦·韦拉斯哈古（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）的采访因为他助理的帮忙，进行得十分顺利，他给我印象也很平和随性，一开始就说大家随便聊天吧，不用作采访状，于是有了半小时的信口开河，下面的内容肯定不如对Michael Ballhaus那么“正式”。阿彼察邦对很多电影内外问题都有非常个人化的理解，带点批判意味，言语上粗口恣意，不拘一格。
他在访谈中解释了他影片中那些极端风格的处理原因，以及个人的经历和艺术观对于影片的影响。同样还谈到了当今泰国政府与时局。最后还让我帮他带几部盗版碟，说是在俄罗斯有买到过，想自己收藏。后来我将自己的《热带病》与一部约翰·卡萨维茨的影片送给了他。（谋杀电视机）
时值上海电影节，明星、记者来去匆匆，我了解了下几位评委的情况之后，试图利用目前的一点便利，对几位我们感兴趣的影人进行专访，于是便有了后来热火朝天的一周准备工作：magasa、云中和柚子等几位后盾一起讨论和整理问题，我白天负责踩点探路，摸清几位嘉宾的大概日程和活动，晚上回来和大家商量讨论，顺便恶补一些电影。而本次采访预谋大家也期望不高，希望堵住一人便算大功告成，而此人便是这篇访谈的主角--Michael Ballhaus先生。他年过七旬，步履略显蹒跚，但精神矍铄，谈吐文雅，不时也会穿插点幽默。
比较幸运的是，采访之前遇到了Ballhaus多年前在德国的老朋友Lothar Spree教授，这位教授因为在上海交流访问，又恰好与我相熟。在Spree教授的协调组织下，40余分钟的访谈基本涵盖了Ballhaus先生40多年摄影师生涯的重要阶段，他在回答中谈到了他为Martin Scorsese和Fassbinder掌镜的几部代表性作品，对某些专业问题进行了简单的说明。由于语言和时间问题，步行半小时来到领事馆的他，在接受完我们的采访后没有顾得上吃饭就又马不停蹄的赶回了影城，Ballhaus先生的敬业精神和平易近人真令我感到由衷钦佩。（谋杀电视机）
